主人公塔洛可以是任何一个从小县城前往北上广的人,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。万玛才旦说:“不只是塔洛,许多人都受困于孤独、迷茫和变革。”《塔洛》没有把藏地描绘成一个被猎奇的地方,导演以冷静平和的方式展现了真实生活的细节,没有明显的批评意味,只留下了观众思考的空间。这正是文艺的力量,以非传统的方式触动人心深处。如果不是看到破旧的“哈勒布特”公交站牌,并不容易断定创作团队已不动声色地将原著中的故事发生地——东北,移步到了呼和浩特。这个大胆的跳跃非但没有削弱小说所营造的落败小城的老旧感,反而更容易印证和唤起观众对那个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:下岗大潮中的生计困境、疏离的家庭成员关系、被时代洪流改写的个人命运,与此同时,还巧妙避开了近年来荧屏上将“东北”和“凶案”故事绑定的固化印象,这些无不显现出创作者的能力和自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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